行政协议中约定企业未达到预期产值、税收指标将没收保证金并承担违约责任的,属于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没有法律依据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相关条款应认定无效
作者:zzchaiqianadmin   时间:2026-11-16 14:41:53  来源:刘德宇律师   浏览 :2次

【裁判要旨】

1.行政机关通过“延长之手”签订的行政协议的认定

行政机关为落实招商引资协议、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指定或者授意国有企业与投资企业签订的包含厂房定购、产值税收考核、履约保证金等条款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应当在行政诉讼程序中一体审理。

2.行政协议中“产值税收不达标即没收保证金”条款无效

行政协议中约定企业未达到预期产值、税收指标将没收保证金并承担违约责任的,属于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没有法律依据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相关条款应认定无效。收取保证金一方取得的履约保证金及利息,人民法院应当判决予以返还。

3.行政协议僵局情况下的解除及后续处理

行政协议因客观情况变化陷入僵局、各方丧失协作基础、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的规定判决解除;协议解除后的租金、物业服务费、装修残值处置等后续事项,可以判令行政机关先行作出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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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文书】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5)苏06行终6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某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南通某某发展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原审第三人某某电子(江西)有限公司。


上诉人某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南通某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某某公司)因确认行政协议部分无效及解除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5)苏0691行初3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6年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某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某某电子(江西)有限公司,上诉人南通某某公司,被上诉人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根据审理需要,对一审查明的事实确认如下:2020年,苏州某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乙方,后更名为某某公司)与高新区管委会(甲方)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协议书载明,根据南通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和要求,乙方拟在南通高新区投资建办光刻设备项目,协议同时对项目概况、厂房代建及回购、扶持政策、双方义务、违约责任等予以了明确。其中第一条约定,项目用地约50亩,项目厂房由产业园开发公司代建。项目总投资4亿元人民币,厂房计划于2022年开工建设,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于2023年竣工投产,投产当年达产,设备投资达4000万元,达产后年应税销售不少于6亿元,综合纳税不少于6000万元。第二条约定,在项目公司迁入南通高新区后的1年内,产业园开发公司启动项目代建,乙方在完成上市后一次性回购代建厂房及用地不动产权。乙方与代建方将另外签订《代建合同》,双方就代建厂房的时间节点、流程、管控、质量要求及成本控制、回购价格等进行详细约定。第四条约定,甲方为乙方项目工程规划相应项目建设用地,协调产业园开发公司完成厂房代建工程。第五条约定,乙方应按本协议约定及时回购代建厂房及项目用地不动产权。

2021年4月14日,苏州某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出资的某某电子(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微电公司)登记设立。在某某微电公司设立登记材料中,高新区管委会出具《市场主体住所登记无偿使用证明》,载明位于南通高新区新世纪大道XX号房屋,使用面积约200平方米,房屋用途为生产经营用房,所有权属于高新区管委会,现同意将该房屋前期无偿提供给某某微电公司(筹)住所(经营场所)使用。

2021年5月25日,苏州某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受让人)与南通某某公司(出让人)签订《定制厂房预约合同》。该合同对定制厂房基本情况、计价方式、受让人购买定制厂房的先决条件、履约保证金、厂房转让总价及支付期限、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等予以约定。《定制厂房预约合同》第四条约定了受让人享有购买定制厂房的先决条件,其中第4.1条为,受让人入驻园区,用途、年度纳税和产值须满足如下规定:......③受让人的产值和税收具体要求详见2020年《项目投资协议书》。第4.3条为,如自厂房交付受让人之日后的三年内,无法达到政府投资协议或双方所约定的产值、税收等要求,出让人除有权拒绝将该厂房继续租赁或者销售给受让人、没收履约保证金外,可要求受让人赔偿因此给出让人造成的所有损失。第5.1条为,鉴于定制厂房的特殊性,受让人需在签订本合同后的30天内支付定制厂房履约保证金,金额=10%*预估厂房建筑面积*3000元/平米,上限不超过2000万元。第5.3条为,如受让人在厂房交付三年后不购买该定制厂房或受让人未满足第四条约定购买条件的,则该履约保证金作为买受人的违约金。第六条约定了某某公司逾期支付购房款的违约责任。第13.8条为,如受让人未能按本合同约定完成税收金额,则允许受让人在出让人邮寄通知之日起30日内完成本合同约定的税收金额。如超过15日仍未完成约定的税收金额,则受让人应向出让人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等于受让人承诺税收金额与实际已缴纳税收金额之间的差额),如超过5日内未足额支付违约金,则出让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2022年5月29日,《某某产业园项目二标段——1#厂房、2#仓库、3#厂房、8#办公楼、9#动力站(某某定制部分)施工界面分割说明》载明:经双方协商,同意1#厂房、2#仓库、3#厂房、8#办公楼、9#动力站的相关建筑构造做法、机电装修等按此施工分界面进行具体施工。

2023年9月14日,某某微电公司与南通某某公司签署《某某产业园厂房交付确认书》两份,载明:接收S9厂房总面积3871.89平方米,接收S1厂房总面积27208.30平方米。

随后,某某公司与南通某某公司形成的《关于讨论与某某〈定制厂房预约合同〉变更的会议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载明:一、同意某某公司在达到购买厂房条件时延期购买定制厂房,在未达到购买厂房条件时根据其实际生产需要与南通某某公司协商确定实际租赁面积;二、同意某某公司在厂房交付之日起3年期满后三个月内,或自某某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后三个月内(以二者最先到达期限为准)购买厂房,厂房购买前,某某公司分期预付房产购置款,具体为2023年12月31日前预付200万元,后续每季度预付500万元,直至支付完毕全部房产购置款。某某公司在达到购买厂房条件办理产权手续时应付清全部应付款项。某某公司若未能按上述约定购买厂房,则按《定制厂房预约合同》追究其违约责任。

2023年10月31日,某某公司与南通某某公司签署了《〈定制厂房预约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载明:经双方友好商定,在厂房购买前,受让人分期预付房产购置款。具体为受让人在2023年12月31日前预付房产购置款200万元;后续受让人应在每季度第1个月10日前预付房产购置款500万元,直至支付完毕。同日,某某公司与南通某某公司又达成《关于与某某〈定制厂房预约合同〉变更的会议备忘录的补充》(以下简称备忘录的补充),载明:若3年后某某公司未按约定购买厂房,则某某公司已支付的预付房产购置款转为5栋定制厂房自移交日起产生的租金,不足部分由某某公司另行支付。2024年2月6日,某某微电公司向南通某某公司支付了厂房购置款200万元及物业费、电费等费用。

一审还查明,1.就南通市某某产业园项目,高新区管委会与南通某某公司签订了《投资发展监管协议》,表明根据产业政策和发展要求,高新区管委会为产业用地项目的规划、开工、建设、运营等提供相关服务,南通某某公司产业准入类别为高标准厂房,协议对投资强度、税收贡献率、续期、达产销售等进行了约定。南通市某某产业园项目约于2023年8月全面建成竣工验收。2.在南通某某公司建设半导体光电产业园项目高标准厂房过程中,某某微电公司与某建总集团有限公司还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同步对S1、S2、S9厂房进行机电装修,与某某装饰工程营造有限公司签订《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同步对S1、S2、S3、S8、S9厂房进行室内装修,目前S1、S9厂房基本同步完成改造,S9厂房中购置了动力机械设备,S1厂房进行了装修添附。对接收的厂房,S1厂房部分经由某某公司转介某新能源科技(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新能源公司)使用,该公司并未与高新区管委会、南通某某公司签订厂房定制或租赁合同。3.2025年1月8日,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南通某某公司以某某公司为被告提起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案号为(2025)苏0612民初361号,目前该案已经中止审理。4.2023年5月17日,苏州某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某某公司。5.2024年5月,某某微电公司变更登记公司住所,高新区管委会项目推进办公室出具了住所变更证明。

2025年3月5日,某某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确认《定制厂房预约合同》2.1条、第四条、5.3条、第六条,补充协议第一条,备忘录第二条无效;2.判令解除《项目投资协议书》《定制厂房预约合同》及补充协议、备忘录;3.判令高新区管委会或指令南通某某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2000万元及预付房产购置款2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220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4.判令高新区管委会赔偿各项损失暂计30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项目投资协议书》是否属于行政协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十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其他行政协议等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按照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判断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签订的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可以从主体要素、目的要素、意思要素、内容要素等几个方面综合评判。具体到本案中,首先,从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的主体看,一方系作为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的高新区管委会,另一方为作为法人的某某公司,协议书系行政机关与法人签订的协议。其次,从高新区管委会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的目的看,协议书文本开宗明义“根据南通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和要求,乙方拟在南通高新区投资建办光刻设备项目”。协议书“第一条项目概况”部分还对公司迁入、投资规模、项目进度及经济效益、年销售额、综合纳税等作出明确规定和目标要求。综合文本条款,该协议书显然系高新区管委会为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某某公司签订,具有行政管理目的。再次,从协议书形成看,系高新区管委会与某某公司协商一致的结果,体现了各方的自愿、协商及合意。最后,从协议书的内容看,高新区管委会与某某公司详细约定了项目投资规模、经济效益、纳税额、财政奖励、租金补贴、人才补贴等各方面的内容,上述各方面内容既负担了某某公司作为投资主体的义务,也设定了高新区管委会作为招商引资的地方基层政府的义务,具备了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综上所述,案涉《项目投资协议书》属于行政协议,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关于《定制厂房预约合同》是否属于行政协议或者说是否属于《项目投资协议书》组成部分的问题。上述合同、补充协议、备忘录等属于《项目投资协议书》的组成部分,与《项目投资协议书》一起形成高新区管委会与某某公司就“光刻设备项目”达成的行政协议。首先,从厂房基础形成原因看,所谓代建厂房系属南通某某公司与高新区管委会就半导体光电产业园项目达成的行政协议之产物。光电产业园项目落成及厂房建设本身是南通某某公司与高新区管委会履行另一份行政协议的结果,协议中明确约定项目由高新区管委会为南通某某公司运营产业园等提供服务并有投产、税收要求。行政机关基于产业园区建设行政协议产生的运营管理、运营服务、投产要求,在后续项目落地过程中招商引资协议明确要求落户企业实行项目厂房代建,在招商引资协议之外再由建设主体与项目主体据此签订代建合同,实质上构成行政法上的委托。其次,从协议书约定内容看,某某公司“光刻设备项目”厂房代建及回购事宜双方直接在《项目投资协议书》中进行了约定。《项目投资协议书》专门一章规定厂房代建及回购,这与一般企业对于自身发展经营的自主性有显著差别。对上述事项的明确约定和规定,直接限定项目落地选址、宗地界址范围、厂房建设主体等事宜,凸显的不是营商主体经营事项的市场竞争性和选择性,恰恰反映了系属《项目投资协议书》直接负担给某某公司的义务。再次,从缔约目的来看,《定制厂房预约合同》、补充协议、备忘录等根本上系为落实《项目投资协议书》而签订和形成,以《项目投资协议书》为前提和依据,抛开《项目投资协议书》,上述合同、补充协议、备忘录等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定制厂房预约合同》明确加入了产业园发展战略定位和宗旨、受让厂房的先决条件、关于纳税及产值考核要求、投产期限等诸多行政职能事项和要求,上述约定和要求已超出一般民事主体处理事项和合同范围,显然并非南通某某公司作为平等民事主体有权对某某公司和某某微电公司进行约束的范畴。结合厂房形成的基础原因,该合同实质上是为高新区管委会实现行政管理目的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而签署。最后,从南通某某公司权利行使看,行使动因具有行政管理指向,权利行使具有更多单方性、行政性。《定制厂房预约合同》第四条、第十三条等明确规定南通某某公司享有基于某某公司无法达到投资协议所约定的产值、税收等要求而拒绝出售、租赁厂房及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权利,权利行使有明显的行政管理属性。

关于相应条款是否存在法定无效及是否存在法律规定或者是合同约定应当予以解除的情形的问题。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或者实施社会事务管理的一种方式,它不同于一般行政管理行为的单方性、强制性,更多地体现了协议签订双方的意思自治和意思表示一致。在有关行为人之间协商一致签订协议的情况下,需结合《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范综合判定协议的效力。《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确认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规范、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行政协议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按照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重大且明显违法及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协议条款应当确认无效。

具体到本案中,某某公司请求确认《定制厂房预约合同》第2.1条、第四条、第5.3条、第六条,补充协议第一条,备忘录第二条无效。首先,上述条款的形成,系各方自愿协商一致的结果,凸显了协议条款的合意性,不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其次,从各条款内容看,不存在某某公司所述加重其负担的情形。厂房面积系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某某公司述称脱离项目实际,无事实依据。有关厂房购买的时间节点、资金预付、违约条件等等,均是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至于后续在项目落地及投产过程中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双方完全可以协商解决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解决。即便一方存在违约情形,是否按照违约条款执行,亦可通过协商或者司法途径处理。再次,某某公司述称高新区管委会存在根本违约且存在客观上无法履行的情形,应予解除《项目投资协议书》《定制厂房预约合同》及补充协议、备忘录,无相应事实依据。对项目支持和政策扶持的问题。某某公司述称未提供江海智汇园约4500平方米的临时办公用地,并无证据证明某某公司或项目公司某某微电公司向高新区管委会主张而其予以拒绝提供的情形。某某公司述称的落地扶持政策的问题,并无证据证明某某公司或者项目公司某某微电公司按照《项目投资协议书》等规定要求达到奖励扶持条件。相反,从备忘录、备忘录的补充及厂房交付实际情况看,在项目落地过程中系某某公司因其自身发展规划暂无法按约定签定厂房租赁合同,实现项目落地投产。关于某某公司所述高新区管委会、南通某某公司未按照《项目投资协议书》《定制厂房预约合同》等定制要求进行厂房代建,不符合公司使用要求的问题。《定制厂房预约合同》第2.2条虽约定根据受让人的厂房需要委托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施工设计,施工图确认后由出让人组织相关参建单位进行厂房建设,但实际建设过程中某某公司已经实际参与S1、S2、S3、S8、S9五栋厂房的建筑构造、施工界面的具体施工,同意了上述各厂房各区域的设计及施工,与第三方签订合同并同步进行了部分厂房的装修工程,对已经全部装修完毕的S1、S9也已经按照约定签署了交房单,客观上不存在厂房不符合约定的情形。关于某某公司述称项目已经无法继续,客观上无履约条件的问题。从本案实际情况来看,S1、S2、S3、S8、S9所在的半导体光电产业园已经在2023年8月已经全面竣工验收,某某公司或者某某微电公司迟迟未实际接收系因公司自身发展规划和筹备上市等原因所致,并无证据证明系因高新区管委会、南通某某公司不信守承诺、招商引资服务中断等所致。不存在《项目投资协议书》所规定的由于国家、省法律法规调整、不可抗力因素致使不能按月履行协议的情形和其他依法应当解除协议的情形。某某公司述称的因南通某某发展有限公司原负责人涉嫌犯罪导致项目无人对接,并无相应的事实依据,某某微电公司2024年5月的变更登记材料中还有高新区管委会项目推进办公室的证明,显然项目对接有项目推进办公室予以对接。

综上,《定制厂房预约合同》第2.1条、第四条、第5.3条、第六条,补充协议第一条,备忘录第二条等不存在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无效情形。《项目投资协议书》及前述定制合同、补充协议、备忘录等其他条款不存在法律规定或者是合同约定应当予以解除的情形的问题。

关于某某公司要求高新区管委会赔偿损失的主张和理由能否得以成立的问题。《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因被告的原因导致行政协议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予以赔偿。按照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有行政协议被确认无效或者撤销,并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才可以要求行政机关予以赔偿。具体到本案中,某某公司要求高新区管委会予以赔偿,并不存在需要予以赔偿的前提条件。因此,对某某公司的该主张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某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某某公司提起上诉称,1.一审判决对行政协议签署及履行认定事实不清。《定制厂房预约合同》是缔约双方在地位不平等情形下签订的预约合同,双方并无严格按照协议约定购买7万平方米厂房的真实意思。一审判决对S1、S9厂房的装修及交付情况进行错误认定,代建厂房未按某某公司的要求进行定制,导致未能完成装修。《施工界面分割说明》和移交说明是因厂房不符合设计要求而产生的过程性文件,不能据此认定厂房符合要求。高新区管委会未提供《项目投资协议书》约定的办公场地、人才公寓、人才补贴及专项项目建设运营全过程服务,未履行合同义务。周某作为招商引资的主要负责人,对项目履行的陈述应作为关键证据。高新区管委会未能举证证明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合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定制厂房预约合同》系列协议部分内容存在法定无效情形。南通某某公司超出授权范围,擅自增加义务、限制权利,违反了《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此外,协议内容未经批准,违反国有资产交易的法定程序,应为无效协议。3.案涉协议陷入僵局,应予解除。南通某某公司冻结某某公司的银行账户,导致某某公司经营困难,双方丧失信任及合作基础。项目自2020年距今已达五年,招商环境、行业市场及某某公司自身条件均发生重大变化,合同事实上无法履行。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某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南通某某公司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将案涉协议界定为行政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案涉项目性质为经营性开发项目。南通某某公司作为国有企业,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案涉项目为经营性开发,无财政资金投入,属于企业自主经营行为。2.南通某某公司作为独立民事主体,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并承担民事责任,不涉及行政职权的委托或行使。3.《项目投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代建厂房由产业园开发公司完成,而非高新区管委会直接参与。案涉协议内容为厂房定制、销售或租赁等民事权利义务,不涉及行政优益权。协议中约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条件等,属于双方意思自治的范畴,不产生行政法上的法律效力。4.一审判决将多份协议认定为行政协议混同审理,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程序性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

被上诉人高新区管委会辩称,1.《项目投资协议书》及《定制厂房预约合同》系列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南通某某公司与某某公司签订的《定制厂房预约合同》系经平等协商达成,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某某公司已实际签署并履行,不存在减损权利或增设义务的无效情形。南通某某公司作为独立商事主体,以企业自筹资金开发产业园并销售厂房,属于正常经营行为,不涉及国有资产直接转让的法定程序,协议内容未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2.一审判决对协议履行认定事实清楚,高新区管委会不存在违约行为。某某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已满足补贴条件,亦未要求提供4500平方米临时办公场所,高新区管委会无主动提供义务。某某公司已进行《施工界面分割说明》确认,并与南通某某公司签署《某某产业园厂房交付确认书》,接收S1、S9厂房并实际装修,且部分厂房已转介他人使用,足以证明其认可厂房符合约定标准。3.案涉协议不存在法定或约定解除事由,不应解除。某某公司因自身上市筹备、经营规划等原因未履行付款及购买义务,属于单方违约,不符合解除条件。某某公司主张南通某某公司冻结其账户导致经营困难,该行为系南通某某公司基于民事合同提起的财产保全,与高新区管委会无关,不能作为解除行政协议的理由。案涉产业园已竣工验收,协议仍具备履行基础,某某公司应秉持诚信原则继续履行。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某某微电公司的意见与某某公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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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采信的证据和据此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中,根据南通某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相关登记信息,本院补充认定以下事实:南通某某公司成立于2020年12月17日,是一家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工程管理服务等。该公司股东为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南通某某公司于2021年1月22日取得《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名称为某某产业园项目,项目法人单位为南通某某公司,建设规模及内容为:总投资14.5亿元,占地面积215亩,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工业厂房、生活配套设施、物流配送中心、仓库、废水站等。

根据一审中某某公司提交的兴业银行汇款回单,本院另查明,某某微电公司于2021年6月3日、6月29日共计向南通某某公司缴纳2000万元履约保证金。

二审庭审中,某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材料,载明某某微电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更名为某某电子(江西)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结合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需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一、如何认定《项目投资协议》与《定制厂房预约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备忘录、备忘录的补充(以下统称《定制厂房预约合同》)之间的关系,上述协议是否符合解除条件;二、案涉履约保证金条款及违约责任条款是否存在无效情形;三、被诉行政协议解除后的处理方式。

一、关于《项目投资协议》与《定制厂房预约合同》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符合解除条件的问题

(一)关于《项目投资协议》与《定制厂房预约合同》之间的关系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十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本案中,《项目投资协议书》本质上是高新区管委会为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某某公司签订的招商引资协议,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容,符合行政协议的基本特征,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高新区管委会主张《项目投资协议书》属于民事协议,显然于法无据,本院不予认可。

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定《项目投资协议书》与《定制厂房预约合同》之间的关系。尽管从形式上看,《定制厂房预约合同》的缔约主体是某某公司与南通某某公司,二者均为民事主体,但该合同本质上是《项目投资协议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应当视为《项目投资协议书》的附属协议,在行政诉讼程序中予以一并审查。

首先,从签约主体的关系来看,高新区管委会与南通某某公司是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南通某某公司在案涉项目引进和落地中的主要职责在于执行。具体而言,高新区管委会作为行政机关,依法承担推动区域产业升级、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行政职责。南通某某公司作为一家国有企业,是执行政府指令、推进招商项目落地建设、保障项目规范运营的实施主体,旨在促进公共资源的集约化、高效能应用。南通某某公司签订《定制厂房预约合同》本质上是协助高新区管委会实施行政活动,应视为高新区管委会的“延长之手”。本案调解过程中,对于本院提出的协调方案,南通某某公司明确表示须经政府部门同意,也充分印证了上述判断。

其次,从具体内容来看,《项目投资协议书》与《定制厂房预约合同》是框架与细则、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关系。一方面,《项目投资协议书》对厂房代建及回购事宜作出的概括性约定,涉及建筑面积、回购时点、产值及税收要求等,是《定制厂房预约合同》订立的依据和前提。抛开《项目投资协议书》,《定制厂房预约合同》便成为空中楼阁。另一方面,《定制厂房预约合同》是在《项目投资协议书》基础上,对具体权利义务的细化和落实。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厂房受让先决条件、产值纳税考核要求及不利后果等产业监管条款,具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也超出了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自由协商范围。因此,两份协议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性,不得人为割裂。

再次,从案涉招商引资项目的实际运作来看,尽管高新区管委会与南通某某公司身份性质有别,但掩盖不了“行政决策、国企实施、责任共担”的本质。案涉项目位于某某产业园区,《项目投资协议书》体现的是行政机关对案涉招商引资项目的认可和总体要求,《定制厂房预约合同》则体现为基于产业园区建设的具体安排。本院注意到,高新区管委会与南通某某公司签订了《投资发展监管协议》,双方对投资强度、税收贡献率、续期、达产销售等予以了明确,形成“政府引凤、国企筑巢、委托监管”的运行模式。该投资监管协议虽名为契约管理,但实为行政指令。南通某某公司正是基于《投资发展监管协议》赋予的职责及《项目投资协议书》的指令签订《定制厂房预约合同》,本质上是基于行政机关的授意而为。

最后,从纠纷解决的效果来看,将《定制厂房预约合同》嵌入《项目投资协议书》中,将二者视为一份综合性招商引资协议,纳入一个诉讼程序、由一个审判组织审理,既能避免裁判冲突,也更契合“一项争议、一次解决”的司法价值导向。如前所述,案涉招商引资行为本质上是政府主导并实施的行政活动,司法审查应当以“监督依法行政、维护公共利益、保障企业权利”为价值目标,基于审判的便利性、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及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对案涉厂房建设、回购条件及实际履行等内容进行一体认定,最大限度促进纠纷的实质解决。

基于以上分析,《项目投资协议书》《定制厂房预约合同》共同形成高新区管委会与某某公司就案涉光刻设备项目达成的行政协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协议性,行政性是基本特征。因此,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等行政法律规范,同时参照《民法典》等民事法律规范,对《项目投资协议书》《定制厂房预约合同》等协议(以下统称被诉行政协议)进行系统审查。

(二)关于被诉行政协议是否符合解除条件的问题

《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原告请求解除行政协议,人民法院认为符合约定或者法定解除情形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可以判决解除该协议。”参照《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之规定,协议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实践中,协议能否实际、全面履行需要各方当事人遵守协作原则,若一方或各方已经丧失了相互协作的意愿,协议便失去了继续履行的基础。如果一概不允许当事人解除协议,则会陷入僵局,不仅会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特定情形下,应当允许当事人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通过裁判解除协议,将当事人从难以为继的协议中解脱出来,促进生产要素的有效流动,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就本案而言,案涉招商引资项目已处于停滞状态,各方当事人曾多次协商、接洽,均无实质性结果,经本院协调也无法化解各方矛盾,协议丧失了继续履行的协作基础。某某公司已将案涉项目迁至外地落户,客观上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合同目的事实上已无法实现。在此情形下,如果判决各方继续履行,对某某公司而言实为强人所难;对于高新区管委会而言,僵局状态的无限期延续将导致案涉厂房因争议久拖不决而无法得到盘活利用,造成国有资产的浪费,最终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由此可以表明,被诉行政协议符合判决解除的法定情形,且解除后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某某公司关于解除被诉行政协议的诉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认可。一审判决驳回某某公司要求解除协议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二、关于案涉履约保证金条款及违约责任条款是否存在无效情形的问题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之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规范、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

就本案而言,基于合法性审查需要以及某某公司的诉讼请求,协议无效之争主要围绕《定制厂房预约合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补充协议第一条、备忘录第二条等条款展开。其中,《定制厂房预约合同》第四条、第五条涉及履约保证金,主要内容是,在案涉招商引资项目运营中,如果某某公司未能在约定期限内达到政府提出的产值、税收等要求,南通某某公司有权拒绝将厂房租赁或销售给某某公司,履约保证金将被没收或作为违约金,某某公司还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定制厂房预约合同》第六条、第13.8条、补充协议第一条、备忘录第二条涉及违约责任,主要内容是对某某公司分期预付房产购置款的付款期限及方式进行了明确,并指出某某公司在达到购买厂房条件办理产权手续时应付清全部应付款项,某某公司若未按照约定购买厂房,则按照《定制厂房预约合同》追究其违约责任。以下分别就履约保证金条款及违约责任条款的合法性进行评判。

(一)关于履约保证金条款的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案涉履约保证金条款属于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形,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应认定为无效条款。

首先,上述条款对产值、税收未达标企业设定的惩戒性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依法行政的核心要义在于“法无授权不可为”。行政主体减损公民、法人权利或增加义务,必须具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依据。一方面,根据《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设立涉企保证金,应当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经国务院批准。对涉企保证金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并向社会公开,目录清单之外的保证金一律不得执行。本案中,被诉行政协议中载明的履约保证金并无法律法规依据,亦未以目录清单形式公开,本院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另一方面,对于产值、税收未达到政府预期指标的企业,我国现行立法并未规定行政主体有权苛以不利后果,剥夺或限制企业的财产性权利。被诉行政协议将产值、税收是否达标作为购买厂房的前置条件,并约定了没收履约保证金、赔偿损失等后果,该减损权利条款缺乏法律依据,且不具有正当性,应属自始无效条款。

其次,将产值、税收等经济指标设定为企业的强制性义务,并附带严苛的责任条款,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运行具有不确定性与风险性。企业的经营状况受宏观经济周期、行业竞争、技术迭代等多重因素影响,具有天然的波动性。行政机关在招商引资项目中对企业的产值、税收提出较高预期本无可厚非,但仅是一种倡导性目标或激励条件,并不构成刚性约束,更不应转化为法律责任。行政机关通过行政协议强行锁定企业的产值指标及税收金额,并在企业未能完成预设指标时追究相应责任,构成行政权力对市场机制的非理性干预。本案中,被诉行政协议中涉及税收指标的不利后果条款,将使得某某公司在未达预期指标时面临重大财产损失,有违公平原则和风险共担的市场运行规律。

最后,履约保证金条款侵犯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公平竞争权等合法权益。我国宪法、法律及政策性文件赋予了市场主体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市场主体有权根据市场变化自主决定生产模式、资源配置及发展路线。“不达标即担责”构成行政权力对企业经营决策的不当渗透,干预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此外,通过行政协议给签约企业施加法外义务,这种个别化约束将带来额外的不合理负担,使得企业无法与其他市场主体在同等条件下开展公平竞争,有违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的基本要求。根据比例原则,行政手段应当与行政目的相适应,行政机关应当在对企业权益造成最小损害的前提下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就本案而言,以高额经济性惩戒强制企业必须达成政府指标,超出了必要限度,也有损某某公司的经营自主权及公平竞争权。

综上所述,案涉履约保证金条款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应属无效。根据《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十五条之规定,行政协议无效,当事人因行政协议取得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判决予以返还。因被告的原因导致行政协议被确认无效,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予以赔偿。据此,某某公司关于退还2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违约责任条款的法律效力

本案中,被诉行政协议中的违约责任条款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某某公司未达纳税指标产生的违约责任;二是某某公司未按约定期限和方式支付购房款产生的违约责任。本院认为,违约责任条款属于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形,应属自始无效条款。

第一,与前述分析逻辑一致,以金钱惩戒方式强制企业必须达成税收指标,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属于减损企业权利无法律依据的情形,且有违市场运行规律,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

第二,基于协议相关条款,南通某某公司一方面要求某某公司必须达到特定的产值、税收要求后方可购买案涉厂房,另一方面又对某某公司未按照约定期限及方式支付购房款的行为苛以违约责任。换言之,某某公司如果无法达到南通某某公司设定的购买条件,将要承担逾期支付购房款的违约责任,这种约定本质上是将前述未达纳税指标的不利后果又延伸至房款缴纳环节,基于前述相同理由,亦属于无效条款。

三、关于被诉行政协议解除后的处理方式

参照《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因协议应予解除,协议解除后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部分,某某公司缴纳的200万元房产购置款应予退还。至于协议解除后的厂房装修、租金、物业服务费等后续事项,考虑到以下因素,本院迳行作出判决的时机尚不成熟。第一,某某公司在案涉厂房中添置了机器设备,并对部分厂房实施了装修,该部分争议由高新区管委会先行组织协调或处理,更契合行政先行处理原则。第二,某某公司并未实际使用案涉厂房,部分厂房由案外人某新能源公司租用。某新能源公司租用期间产生的租金、物业管理服务费等事项,涉及某某公司、南通某某公司与某新能源公司三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本院无法直接作出认定。第三,一审判决并未涉及协议解除后的补救或赔偿问题,为保护当事人的审级利益,本院不宜在二审中直接就后续事项作出认定,否则会剥夺当事人的上诉权。基于此,各方当事人可以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高新区管委会应当对租金、物业服务费、装修残值处置等后续事宜作出处理决定。

需要说明的是,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与优化营商环境的宏观背景下,政府与企业签订的招商引资协议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行政机关应当遵循合法、必要、审慎原则,最大限度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只有尊重市场规律、敬畏法律边界,方能营造一流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裁判结果不当,依法应予纠正。被诉行政协议事实上已不能履行,合同目的客观上已无法实现,故应判决予以解除。被诉行政协议中的部分条款是无效条款,某某公司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及利息应予退还。对于协议解除的后续事项,各方可以协商解决,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高新区管委会应及时作出处理决定,促进争议的实质化解。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苏0691行初314号行政判决;

二、被上诉人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上诉人某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书》、上诉人南通某某发展有限公司与上诉人某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定制厂房预约合同》《〈定制厂房预约合同〉之补充协议》《关于讨论与某某〈定制厂房预约合同〉变更的会议备忘录》《关于与某某〈定制厂房预约合同〉变更的会议备忘录的补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

三、上诉人南通某某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返还上诉人某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0万元房产购置款;

四、上诉人南通某某发展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返还上诉人某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及利息[以2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2025年3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五、被上诉人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就上述协议解除后的租金、物业服务费、装修残值处置等后续事项作出处理决定;

六、驳回某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上诉人南通某某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志新

审 判 员  刘海燕

审 判 员  张娟娟

二零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丁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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